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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作者: 何新 |   时间: 2012-02-27 |   浏览: 1615

 

2002年2月16日

香港商报首席记者致何新先生的采访来信

何新先生:

    您好,首先对您接受我的书面采访表示感谢。经过十天采访,我对“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当下中国主要政治思潮”这两个话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对您的采访尽可能的深入,我把您作为我此行的最后一个采访者。现在,提出以下问题需要您——一个深居简出却目光深邃的学者的理性分析。

谨致冬安!

香港商报首席记者毕竞

2002年2月6日

何新先生的复信

毕竞先生:新春好!

   首先应当请您原谅,由于身体及时间安排方面的原因,我不能接受您所邀约的正式采访。但您所发给我的传真我已收到。我注意到,您所提出的问题十分重大,也十分复杂,涉及到当代全球经济政治关系的若干根本点。它们恰恰是我目前正在写作的《思考》第三卷(面向全球体系的新战略观)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会有兴趣以书面形式谈些看法。春节后,我会将我的回答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给您。

致礼!

何 新

2002年2月13日

关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何新对香港商报首席记者采访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中国当下是否正经历一场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如果是,它的最高信念和主要诉求是什么?它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又向何处去?它与义和团运动、欧洲式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式军国主义思潮有何不同?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极端的、非理性的,那么它有哪些全新的特点?

    答: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在欧洲兴起的。是伴随着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国家主义一起兴起。因此西方人对民族主义应当比中国人更为熟悉。古典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主要是:国家独立(经济与政治)、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经济自主、资源本国所有以及维护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的原则。古典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形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潮,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勃兴的时代。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有系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近代最早应溯源于孙中山。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所谓“三民”的内容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即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接近社会主义)。这是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建国理想。三民主义包涵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诉求(民有、民治、民享及均富),实际上接近于中共1945—1956十年间曾追求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要“真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

    我以为,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直接诉求就是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即以维持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崇高价值和至上原则。

    关于所提到的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及军国主义”)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当前中国并没有这种倾向。但是,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新法西斯主义即排外的民族主义,寻求向海外军事扩张的军国法西斯主义确有抬头和复活之势,十分值得注意。

    问:作为这一思潮最早的思考者之一,你认为在这一思潮中你曾经和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答:在我开始学术工作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三种似乎难以融合的理论及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学术,西方学术以及中国传统学术。多年来,我在学术上所作的工作就是试图寻求和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综合。在政治文化上,我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有效体现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此即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之所以做此事,不是为了个人的幸进或其他,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我知道知识界有些人一直在攻讦我。但我并不认为有必要为自己作特殊的辩护。因为我的著作已经放在历史中。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不得不与知识界中流行的且为多数人所信奉的一些思潮对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最初踏入学术界以来,在过去20多年的文化及经济政治的思潮中,在一系列的辩论中,我已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许多思潮之先绪由我而发,一些重大的辩论由我而起。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及政治经济的民族主义。

    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作为个人的渺小性和局限性,所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不能胜任自己所做不到的。我相信人类历史及国家和个人,都有其固有的宿命与必然。

    问: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进程,似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是,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否能使国家间利益完全交叉重叠?从而令单一国家与民族利益模糊化?

    答:英国经济学家Alan Rugman说:事实上,全球化仍然只是一个神话,它没有成为真正的现实。他说得有道理!真正实现的经济全球化,应当是全球市场全面自由化、一体化,应当涵括全部基本经济要素:资本、商品以及劳务和劳力的全面自由流动。而不仅是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也应包括商品的国际自由流动,劳力及劳务的国际自由流动。

    然而当前少数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仅仅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始终严密封闭自己本国的劳务市场(严厉的反移民法,反外来劳工法及煽动排外的新法西斯主义情绪),同时又以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着自己的商品市场;而只要求全球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自由开放。这里实际确有一个阴谋,有一种陷阱。它是单方面有利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

    九十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眼前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已经不断用事实警示人们。在资本对资本的竞争中,在无其他因素介入及干扰的背景下,必然是大资本打败小资本。科技实力强(即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入资本较密集的资本集团)必然打败科技涵量弱的资本集团。资本间的无序竞争必然导向大资本走向市场控制即垄断。这都是经济学中铁的规律。

    因此,少数发达国家当前所鼓吹的以资本自由流动为主题的全球化,最终只能是导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化,从而使发达国家主导和制胜于全球经济竞争的一种战略和手段。

    问:未来的国际冲突,将主要源于国家利益的对立?还是文明之间的差异?

    答:回顾近代史,全球化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19世纪世界市场的开辟。但是随之而到来的第20世纪,却是一个逆反于全球化的世纪。在前半叶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了主要工业帝国试图分割和垄断世界市场及原料、能源产地的两次世界大战,这是反逆于全球化方向的。

    二战后又发生了冷战。冷战导致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分裂即脱离殖民主义的全球化体系,殖民地国家纷纷起而斗争,寻求政治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自主,寻求走向现代化以及争取工业化的斗争。这种运动,本质上是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运动,也是逆反于全球化的。

    但是,冷战的结果是次工业化国家(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以及非工业化的第三世界,遭遇整体政治失败和战略失败。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意识形态、宗教及政治制度壁垒纷纷被拆除或破碎化,这为美英发动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文化的全球性进攻提供了空间,由此才导致所谓“文明的冲突”。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正试图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发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冲击波。从而完成所谓“世界新秩序的重建”(亨廷顿理论)。这就是当前的“全球化”热潮。

    所以,冷眼观之,当前的全球化乃是对20世纪历史的一次清算和逆反。“反者道之动”,历史总是向反面发展的。

    问:全球化是否会形成一种超越国界的各国共同利益?“地球村”的构想在可见的将来会否成为现实?已往地缘政治思维是否已经过时?

    答:尽管由金融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带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在迅速发展。但许多民族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阿根廷),近年来却在从全球化进程中自身所遭受的打击和损害中反省,从而认识到,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保持以强有力的政治主权和国家管制形式而存在的社会管理组织,不仅仍有必要,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应该加强。

    当前的这次全球化浪潮与19世纪不同,就是兴起了一个惟一的超级大国,一个超级金融大国,超级资本大国,超级科技大国,以及超级军事技术大国。这个大国试图以自身作为全球轴心,以武力为后盾重建全球新秩序。

    当前的全球化中还有一种反工业主义、反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很值得注意。据说1995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一次极为秘密的全球政治、金融和高技术寡头会议(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弗里德曼、索罗斯、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奈斯比特等世界精英均出席,讨论全球化战略问题。

    据说此会确立了一个在全球保20弃80的方针。即以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所谓“喂奶化”(tittyainment)的办法,通过分隔和孤立,最终实现弃置以至消灭占全人类80%的不发达民族及贫困人口的国际运动。看来尼采所鼓吹的以少数“超人”精英统治和净化人类的时代正在降临(包括使用“干净”核武器在不大规模破坏地球环境的条件下,使用核武器净化和约简全球人口)。国外有论者评论此会所确定的“全球化”主题是“反民主”与“反福利”主义。这次关系全人类之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议题是如此之重要,可是却很少被国内乐于侈谈全球化的人们所注意。

    问:在美国对阿战事大局已定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布什即将访华。你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可能向何种方向演变?中美是否有可能修改战略伙伴关系?

    答: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实施的国际政策十分急迫。美国似乎急于抢时间,抢在俄罗斯复活、欧洲及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占据领袖全球的独霸地位。它试图以高科技支持下的军事技术达到这一目标。近几年来,它已经制订了新的全球战略。它甚至准备抛弃它的一些老盟友。为此,它竟然不惜使用极其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这种边缘政策就是把对手逼到死角,要么投降,要么挨打。

    它试图以这种边缘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包括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问题,来建立所谓全球“新秩序”。

所谓“恐怖主义”、所谓“邪恶国家”的概念,都是在政治上极其含混的概念。美国战略家提出这样一类概念,实际是在“反恐怖”、“反邪恶”的旗帜下(现在的重点似已不是“民主”、“自由”、“人权”),圈定了非常不确定(可以自动生成和扩大)的一系列潜在打击对象。

    美国试图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将全球化变成美国化,即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但世人并非都是傻瓜。现在各国都已感到心惊胆战,怕惹火上身。结果美国在全球树敌。

    在冷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当人们尚未从企盼永久和平的梦想和安眠药中苏醒过来之前,人们突然惊恐地发现整个世界又一次被推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边缘。所以,最近的柏林电影节重新推出新版的“大独裁者”是一个有趣的象征,也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9·11后的全球形势一度极为险恶。如果美国始终坚持目前这种边缘政策不变,那么在这个世纪的前50年可能触发核战危机,可能触发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战争。(美国已宣布,取消对无核国不使用核武器的禁令)。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中东当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实际从一开始就是包涵在其预设战略之中的。沙龙主义就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主义,就是以强凌弱的军事强权恐怖主义。现在沙龙端出的不过是早已为阿拉法特准备好的一席“最后的晚餐”。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后盾和盟国,对此更是心知肚明的。但许多善良的人们还在等待美国出来主持公道,真是可悲之极。其实目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很象1931年9?18后在中国发生的事(当时中国也无望地期待“国联”来主持公道)。在以色列,那一波波绝望地走向自杀的人与被他们杀死的无辜者都是那样地令人悲悯!

    在这个世纪之初发生这一系列事件是极其不祥的预兆。这个高科技的新世纪前景似乎并不令人鼓舞。全人类正不得不面对一个很难想象的“恐怖主义”未来。

    问:抑或中美不可避免会爆发更大的冲击,甚至战争?如果是,潜在的引爆有哪些?

    答:中国对美政策可以有三种选择:

 (1)放弃防御,内外政策随美俯仰。则中国必会走上内乱和分裂之途,执政党会逐步失去政权。

 (2)强制对抗,走军国主义的道路,闭关锁国备战。则中国将遭遇全球封锁,重新陷入禁锢状态。内部压力不可解决,最终也是毁灭。

 (3)因此,中国政府力求避免与美冲突,防止关系破裂的方针,是明智的方针。此外,中国经济现在已参与到全球化中,中美之间,中国与各发达国和世界市场已具有相当紧密的利害联系。从战略上来讲,中美不发生直接冲突为上算。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在美国一方,确有主张及早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派(如赫尔姆斯参议员)。

    我认为中国应全力维护和平。但千万不要忘记先古的教训:“国家虽强,好战必亡。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资治通鉴》卷15)中国对外永远不要主动言战。不妨持老聃之道,“我不敢进寸而敢退尺”。但另一方面,必须形成足够的国防和自卫实力,使任何潜在的对手们认识到,如果真的将中国逼上死角,发生军事冲突,就会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这是中国惟一的自存和求安之道。

    从根本上看,中国未来的前途,将取决于能否作到这一点。

    问:台湾的现政府正在推行一种“不宣而独”的渐进式政治路线,对此,你认为大陆采取何种对策为宜?

    答:我个人认为,台湾问题已发展为一个涉及全球化中的大国战略的问题,其意义客观上已超出中国本国之内政及内战范围。它牵涉到在亚太地区的大国战略利益,正在形成复杂的多边战略角逐。故其未来前途,既非大陆单方面主动的政策调整所能决定,也不是台岛内“独派”或“统派”任何一方所能决定的。台湾问题正日益成为大国战略游戏中的一局博弈。由于中国目前处于战略相对弱势和守势之地位,台湾内部确有不宣而独以及通过公民投票推动台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一旦极端化,会把中美关系逼上死角,使台海危机成为全球危机之焦点,会破坏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局,至少目前的时间表不对。所以这种情况,在目前或短期内还不会发生。中国愈强,则愈不会发生。

    我认为国家当前对台采取深化经济关系,冷却政治对峙,静观其变,蓄势待时的方针是极其明智的。

    问:你对《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的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超限战》等书籍有何评价?

    答:关于你谈的这几本书我知道,但我没有认真看过。我也不认识那些作者。刘宾雁曾说有的书是何新写的。他是恭维我。这一些书在国外的影响可能比在国内大。时下学风有戏谑、浮躁、轻率之弊。我怀疑其中有的书对其作者本来只是一种半游戏之作(所谓政治“戏说”而已)。引起外间如此关注,可能把作者们也吓了一跳。

    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哪些主要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立场?你分别有什么评价?

    答: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五四”以后激烈的反封建、反传统,以及西方势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激发了一次又一次激进主义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最终在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并走向自己的反面。

    从上世纪初叶以至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国文明所固有的传统及其理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破碎化(“解构”)。现代主流意识形态曾以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支柱,但近二十年来这一支柱也已坍塌了。所以,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界一直处在巨大深刻的傍徨、困惑和重新探索中。人们在寻求新的价值体系。但是近十年来,在欧风美雨的东渐中,在对过去20年、100年以及5000年的深刻反思中,有一批人睁亮了眼睛,清醒过来了。如果这些人能在未来历史中形成养育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和国家会是大有希望的。

    我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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