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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何新: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1912-1917)
作者: 何新 |   时间: 2012-01-12 |   浏览: 1807

 

 

    倪阳按:何新先生搜集和整理了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这里转载其中的1912——1917年部分。即毛泽东19岁至24岁时的大事记(略有删节)。这个年龄段,也正是我们今天大学生在大学里读书和毕业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龄段。看一看在这样一个青春年华,当年的毛泽东生活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是如何立志?如何树立理想?“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如何学习和求索?如何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如何深入地接触和了解社会,投身社会实践?看一看他的思考和追求等等,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年学子是会有很多启迪和教益的。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看一下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12年 壬子(中华民国元年)19岁

    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书及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中华民国成立。

    2月3日(十二月十六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授以全权,命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及蒙、回、藏条件,准备实行共和。

    2月12日 清帝溥仪下诏辞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2月13日 孙中山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荐袁世凯以代,附提三项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总统新到南京受任;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通电全国,定于本月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袁世凯擅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发布文告,命文武官员照旧供职,旧日政务继续进行;各地军警合力维持地方治安;各省官吏勿得再拿党人,其已拿者,均须一律释放。

    春,毛泽东复员退出新军。先后报考了警察学校、制皂学校、政法学校、商业学校,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从国文教师胡汝霖处借阅《御批通鉴辑览》。审初次读史。

    毛泽东感到对学校教学不满意,决意退学自修。

    于是他退出省立第一中学,走入湖南图书馆自学。他订了一个自学计划。他同斯诺谈说:

    “我非常认真地坚决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他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才知道世界真大,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值得研究啊!他在这里读到了《原富》、《天演论》、《法意》、《群己界权论》、《群学肄言》等十八、十九世界欧洲社会学说的名著。后来因父亲毛顺生停止了他自学的生活费,被迫结束自修生活,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不久,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离校后,迁住新安巷湘乡试馆,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广读经济、伦理、逻辑、法律、自然、哲学及中外文学名著。

    [下半年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一批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深感世界之大,以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自传》: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

    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毛泽东本年读《新民丛报》所记札记: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读书期间,作命题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6)。略曰: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甚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评语曰: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这是孙中山倾向社会主义的最初发言。

1913年(癸丑 民国二年) 20岁

    湘乡会馆住客多失业者及遣散之湘乡籍退伍士兵,常相争斗。一日夜,复员兵与学生之间发生大武斗,毛泽东躲进厕所方得脱身。嗣后,不复得住此地。

    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

    在这个学校中,毛泽东结识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袁仲谦等教员,对其一生思想影响甚大。

    《自传》:

    “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

    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精英中开始传播。

    [李大钊于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读日本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为师从河上肇,当时在日本求学的周恩来特地提出京都帝大入学申请,想选修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在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会见河上,仍未成。后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后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他在给朋友成仿吾的信中写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保存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960年野间宏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对野间宏说:“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此书我们每年都再版发行”。]

    1913—1914年间,毛泽东在求学中写下了多本“讲堂录”(课堂笔记),现保存在韶山的有五本。笔记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等等;还有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外国人物的述评,此外还记载了一些自然科学常识。他一方面对所阅读文章中出现的典故、警句,分条写了出来,札记,同时边记边作评论。

    《讲堂录》(191310—12):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某氏曰: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事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修身。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者,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懒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尚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学问之成否以二十五岁为断。”

    “明清之学无用者,趋于时文也。”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如烟海塞天地矣。”

    “《通典》、《通考》、《通志》三通,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

    “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

    “老子唯心派。”

    “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

    “著书亦有几等 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然,确有所见,发而为理。”

    “纸上工夫亦有浅深。”

    10月10日(九月十一日)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就任正式大总统、副总统职。

1914年 甲寅(民国三年) 21岁

    春,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重读预科半年。

    秋,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

    [一师求学初期,在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还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

    毛泽东与萧子升(瑜)结交成他在第一师范时代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常到玉泉街书铺买书。买到一部宝庆版《韩愈集》,以数月校勘成善本,熟读。毛之文风,颇受《史诗》及韩文之影响。韩氏主张“文以载道”,主张文有豪气,太史公文有王霸气。]

    《自传》:

    “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

    [杨昌济,留日时改名怀中,因其世居长沙东方板仓,故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外祖父出身进士,做过清朝国子监学录。其曾外祖父是个举人,正如他自己所言,“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戊戎之后,他曾留学日本6年,就读于英国3年,并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见多识广。归国后,他不满于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他曾在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教书6年,1919年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中评价他:“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口进不已也。”

    杨昌济既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民主风气,并加以批判吸收,自成一种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又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研究,接受了理学中个人修养和治学方法的某些有益东西。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曾国藩就是以宋明理学的研究者和继承者自任,杨昌济对他所推崇的程朱之学极为重视。杨昌济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积极追求新思想,躬行实践。他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国家的远大抱负,以及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

    杨昌济认为,待人以诚,律己则严,是为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于己他则讲求勤、俭、劳、洁、廉等等。他常教育学生:“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常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他还以达尔文著《物种起源》,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均用了一、二十年为例,说明了毅力之重要性。讲修身课时,他从吕坤的《呻吟语》、张载的《西铭》等书中找出材料施教。

    在读书治学的方法上,杨昌济着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精神,在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这都应是受杨昌济影响的结果。在他的《幼学篇》中有如下见解:“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毛泽东不仅接受了他的思想,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生活上,杨昌济也给了毛泽东积极影响。他主张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做事勤垦,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的应酬等等。这一切,他无不躬行实践,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每到星期日,一师学生回校后往往赶不上饭,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剩下的饭菜都是冷的,一般晚归同学都是三五邀合点炒菜,只有他一人点冷饭菜,一人独居一桌,悄悄吃罢走了。]

    《讲堂录》(1914)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亦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成事。”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与累而得之。敬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便游四宇尚已。”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朱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毛泽东早期学习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贵史料。罗章龙回忆,当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罗章龙曾写诗纪要,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9月1日(七月十二日)孙中山、陈其美、胡汉民等联衔发表宣言,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海内外国民党组织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15年 乙卯(民国四年) 22岁

    上半年,和蔡和森、陈昌等一师同学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

    1月18日,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软硬兼施,迫袁接受,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在48小时内答复。

    [消息传到长沙,民众激愤,反袁斗争和反侵略的呼声席卷了大街小巷,一师和各学校的师生们更是义愤填膺,齐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袁世凯可耻的卖国嘴脸。

    为同学集资刊印的《明耻篇》写跋及题词。

    愤慨中,毛泽东挥毫在《明耻篇》中批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接到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向日本递交了文本,除第5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要求。

    当袁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后,美国政府立即声明:凡日本取得的在华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也要享有其权益。]

    4—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与杨昌济、黎锦熙诸先生交谈、讨教。成为忘年交。

    毛泽东自述: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6月25日,致湘江生信,谈治学方法。

    致湘生信(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前,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保留下来的只有三首:《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祭母文》。

    7月下旬,毛泽东为探讨如何治学,给萧子升写信:

    “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

    8月29日,同王季范、萧子升到芋园为教师黎锦熙赴京送行,论学颇久。

    下半年,任学友会文牍书记(连任四届)。

    9月6日,致萧子升信,谈及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肆言》(社会学导论)读后感。

    9月15日(八月七日)陈独秀主编之《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

    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而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秋,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以艰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条件,结交青年朋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

    应征者有罗章龙、李立三等五、六人。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他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在本年之日记中,毛泽东写道: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自题:“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云: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代,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以中实大悲伤。

    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可望兄归一商筹之。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杨昌济自己掏钱买了一些《新青年》刊物,分赠给毛泽东等得意学生。《新青年》中陈独秀、李大钊撰写的那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把毛泽东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杨先生除了自己为《新青年》撰文、译文外,还向该刊推荐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

    12月11日(十一月五日)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总开票,全体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该院即以总代表名义向袁上劝进书。袁世凯咨复参政院送还推戴书。参政院再上推戴书,乞速正位登极。

    12月12日(十一月六日)袁世凯咨复参政院并发布申令,承认帝位。

    12月13日(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受百官朝贺。申令改变国体,“出于民意”,如有“好乱”之徒,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日)云南护国军成立,公推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总司令,计划第一军进向四川,第二军进向广西,第三军经贵州进向两湖,唐继尧暂留守昆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各方,声讨袁世凯,敦促举义,戮力同心,铲除帝制。

    12月31日(十一月二十五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 丙辰(民国五年) 23岁

    2月29日,致萧子升信,开列经、史、子、集77种欲读书目。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

    3月20日(二月十七日)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平政院院长等会议,讨论撤销帝制问题。

    3月22日(二月十九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发还各省推戴书,停止所有筹备事宜。

    6月5日(五月五日)岑春煊通告成立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并发布北伐布告。袁世凯病笃,召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口述遗令。

    6月6日(五月六日)袁世凯病卒(1859—1916)。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历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浙江温处道、新建陆军督办、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帝制自为,次年3月被迫取消。

    (时萧子升(瑜)任教于长沙楚贻小学。)

    6月26日,与罗章龙一同步行去韶山。

    7月25日致萧子升信云:

    “日本诚我国劲敌,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二十年内,非战不足以图存,国人应磨砺以待日本。”

    7月至12月,毛泽东参加学校开辟后山建操场的劳动。

    7月25日,他在写给肖子升的信中说: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报纸,注意东事。

    暑假,自家乡步行百余华里,首次到板仓杨昌济教授家访谈。

    9月27日,毛泽东考虑欲交结天下英豪,以谋救国之道。为此,欲登报发布。《征友》启事,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何异?

    10月 一师成立学生课外志愿军,进行“军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连,毛泽东任一连上士。

    12月9日,致信黎锦熙,谈及强身之道:

    “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未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

1917年 丁巳(民国六年) 24岁

    1月1日(丙辰年十二月八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文学改良应从“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八事入手。

    2月1日(一月十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3月30日(闰二月八日)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

    4月,毛泽东因不满校长张干的“统治”,率领学生反对校长,发起了“驱张运动”。张干十分恼火,下令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学籍。由于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等老师极力反对,毛泽东受到保护,没有被开除。不久,张干被免职。

    [但建国后,对于这位校长,毛泽东并未记仇,相反一直惦记着他,并给予很多帮助。解放后,他获悉张干仍然从事教育工作,生活困难,对他深表同情。1953年,毛泽东邀请他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①

    ①五十年后,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3年延请张干到中南海款宴之。并任其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自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半不能。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春,毛泽东与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国葬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要求会面、赐教。

    致白浪滔天信(一九一七年春)。

    “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熏陶,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交往甚密。]

    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撰写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

    黎元洪在重新出山的段祺瑞的同意下就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黎元洪宣布恢复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6月 一师开展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400多人参加,当选者34人。毛泽东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六项中得的总票最多,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票数获第一,“胆识”一项,唯他独有。

    7—8月间毛泽东采取“游学”形式,与萧子升作社会调查。历时月余,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走访了一些社会人士。

    女儿李敏回忆录:

    “爸爸穿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从楚怡出发,直奔宁乡,随行的还有老同学萧子昇。

    在宁乡杓子冲,他们见到了友人何叔衡,经何叔衡介绍,爸爸访问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主人告诉爸爸,他是一个佃农,一年到头,收到的粮食七成要交给东家,自己所剩无几,生活极苦,如遇灾年,日本则更难了。在一个叫宋家潭的村里,爸爸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于是,爸爸对农民具有了细致、深切的了解。

    离开这儿,他们又向沩山进发了。走时,他们坚决谢绝了何叔衡所送的路费。爸爸就是这样要磨练自己。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遇见一对和善的老夫妇,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老人问: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不是乞丐,为什么要饭呢?

    爸爸回答: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

    老人说: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那些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我在县衙里当守卫时知道,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贿赂他。

    爸爸一听,非常生气,他说:这是什么世道!爸爸查阅了安化县志,走访了一些贫困人家。一路上,他们遇上学校、商店、庙宇,常常写上一副对联,换几个钱。

    到达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他们就返回了长沙。

    这次游学,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且许多地方,行程900多里。这次游学花了整整一个暑假。”

    [回到长沙,一师的师生们纷纷问他们是怎样坚持“游学”的?毛泽东爽朗地回答说:“沙地当床,石头作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一株大树说,“这就是衣柜!”]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当时情形:

    “我们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他还曾说: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舍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毛、萧浪游中,曾路过沩山密印佛寺。据萧子升回忆录:毛泽东当时与寺僧有对话如下:

    “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方丈问毛泽东,“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被忘记。”方丈又说,“毛施主日后如能到得山、陕二省,可去五台山和白云山。五台山乃我佛家圣地,白云山上有贫僧一个小师弟在那里住持,还望毛施主善视之!”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了萧子升,脚踏草鞋,手拿雨伞,背背布袋,骨装换洗衣服、笔墨、红外线张、笔记本、分文未带,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了解各地城乡民情风俗、山水田园。他们接触访问的人们中,有种田的农民,打柴的樵夫,出卖苦力的轿工、长工,吃斋念经的和尚、道士,“学而时习之”的塾师,摇着纸扇的绅士,县衙门的小官吏、劝学所的所长。若遇到富有人家,还写上一首楹联,诗句,赠给东家,获得茶水餐食乃至几个铜钱。他们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记录了几本关于民情风俗的笔记,回到学校时,口袋里还剩有二块多银元。湖南一师的老师同学赞扬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次游学,“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同年秋,毛泽东当选为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些职务均由学监和教员担任。他开创了学生任此职务的先例。

    他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的第一件大事,是主办工人夜学,开创工人工作。他用白话文起草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写道: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字、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位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这个通俗、明白易懂的招生广告,为工人考虑得具体周到,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浓厚、纯朴的思想感情。

    他在第一师范还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在长沙各校大门口张贴了《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并指明是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经过多年的酝酿,上百次的讨论,1918年4月正式建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是受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发起的根本原因是“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因此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以“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社会的主张。“新民学会”的命名,也反映了毛泽东等人还有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第一师范期间,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这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毕业后,他组织新民学会内的几个同学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就是明证。后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蔡和森、毛泽东、张昆弟都先后去北京,“事无成议”。毛泽东虽有“游学”、主办工人夜校,接近、了解、帮助工农的活动,但还是在圣人创世界——“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观点指导下的活动,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淮物史观。但是,又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在他无数的论文、笔记和行动中得到了说明。]

    7月1日(五月十三日)张勋、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拥清废帝溥仪在京复辟,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溥仪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陈荣廷两广总督,曹锟、齐耀琳、倪嗣冲等等为各省巡抚、都统、提督。张勋派梁鼎芬至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遭拒绝。黎元洪通电否认还政,并望各省迅即出师讨贼,恢复共和。梁启超通电反对复辟。

    7月3日,段祺瑞举兵马厂,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冯国璋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宣布兴师问罪。北洋派将领曹锟、吴佩孚等,西南军事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朱庆澜,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等通电反对复辟,讨伐张勋。

    7月4日,冯国璋、段祺瑞联名通电,列举张勋八大罪状,宣布已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段琪瑞宣布就国务总理职,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派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由京津、京汉两路进攻北京。孙中山与程璧光、唐绍仪等商迎黎元洪来上海设立政府,并电两院议员盼全体南下,自由集会,电西南六省促速商建立临时政府。

    7月12日,讨逆军克复京师,张勋匿居荷兰驻华使馆,复辟失败。

    8月14日段祺瑞在北京对德宣战,借机扩充皖系势力、消除异已,梦想实现“武力统一”;西南军阀出于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借“护法”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而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

    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谓:“愚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捡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乡弟 泽东谨上 八月二十三日]

    黎阅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8月25日,孙中山召集“非常国会”,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上海集合同志发表《讨逆宣言》。

    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首脑,称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誓师北上,发动了护法战争。

    9月10日(七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单。

    九月间,与蔡和森等人结伴到湘江游泳、冒大风雨登岳麓山锻炼体魄。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的方法。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的日记中还记有:“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后,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起,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有一夜,暴风、雷电交加的时候,毛泽东遍身水淋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顶跑下来,他解释道,这是为了体验《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自己的胆量。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一九一七年九月)。

    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

    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9月25日 与罗学瓒等发起成立一师湘潭校友会。

    10月8日 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实际主持会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以前均为教员担任)。

    10月30日,毛泽东执笔写作了《工人夜校招生广告》,写明了“这个夜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得到了众多工人的响应。

    10月底至12月,主办一师工人夜学。起草招生广告,招生120人。毛泽东主持开学仪式,兼任历史课教员,设置并填写夜学日志。

    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毛泽东1949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11月9日,工人夜校开学后,毛泽东白天上课学习,夜间给工人们讲授历史,还要执笔主写《夜校日记》,将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但他从不觉得辛苦,反倒认为这正是磨练自己的好时机。

    15日,率学生自愿军缴直系傅良佐部溃兵3000人枪。

    [政局动荡不安,造成了长沙街头满是散兵游勇。11月间,毛泽东组织一师的学生志愿军100多人,出小吴门设伏进行截击,收缴了北洋军一旅溃兵的武器。

    在此次截击中,毛泽东看准了时机认真组织、充分利用地形周密部署,指挥得当、果断出击而大获全胜,首次表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

    李敏回忆录:

    “1917年11月,爸爸做了这样一件事,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里,人们看到了爸爸初露的军事才能。原来,一天下午,北洋军阀的一支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当时长沙一带兵力空虚,溃军则大肆骚扰百姓,到处抢掠。消息传到了学校,人们都不由得慌乱起来。爸爸稳住了大家的情绪,对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对大家说:现在溃兵疲惫不堪,只要我们把学校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就可以击败溃军。学校同志了爸爸爸意见,并让他具体负责实施这个计划。爸爸于是组织了200多位大胆的志愿军,手拿木棍,分成三队,对溃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溃军小心地逼近了,距布防不远时,爸爸命令警察开枪,学生志愿军则在煤油桶内燃放起鞭炮,并齐声呐喊:“缴枪没事!”“缴枪没事”。溃军十分心虚,遭到这个袭击,便不敢抵抗了。他们还真的缴了枪。爸爸免去了长沙城及学校的一场兵灾,他的胆略表现出来了。”

    12月下旬 到济阳南乡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并作社会调查。

    [10月下旬,毛泽东基于尽可能多地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以学友会的名义开始筹办工人夜校。指出:“……现实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

    12月,毛泽东开始筹备成立新民学会,准备“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自传》:

    “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帮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这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 在听杨昌济所授“修身”课期间,在作为教材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上,写了约一万五千字的批注。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最后几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自学计划学习哲学、伦理学,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进教室,而去自修室。教师们都理解他,谅解他,称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他仔细研读了鲍尔生著、蔡元培译、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约有10万余字,毛泽东在书的天地行间写的批注有15000余字,不少篇章留下了用红、黑笔打记的圈点、单框、三角、叉等符号。这是一本二元论的书。1950年周世钊去北京把这本书送还毛泽东。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派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当年,毛泽东批注的内容都是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宇宙观、历史观,以及对原著观点的批判和引申,少数是对原著观点的简要赞同语和章节目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的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他都圈点、写眉批。

    从《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可以得知他这时的思想观点是:1、认为“个人有无限之价值”,“发达个性”,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唯我论”,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强调加强伦理修养、完善身心,歌颂“心之力”。2、主张变革,变革旧传统、旧思想,创建新观点、新思想。3、重事实、重现在、重实行。4、重矛盾、重斗争、重转化,有辩证思想。不过,他这时的辩证思想过于强调相对性,如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这就把辨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1917年毛泽东《伦理学读书笔记》(摘录)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孔不入适。”

    “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其次则为幸福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严立时破坏也。”

    “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想,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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