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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晚清倒台前的上海金融崩盘(一)
作者: 何新 |   时间: 2013-04-05 |   浏览: 522

 

从金融共济会视角重新审看晚清历史:

辛亥革命与晚清倒台前的上海金融崩盘(一)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11911年爆发革命的导因是1910年上海的金融危机

亲历辛亥革命的革命家吴玉章曾经回忆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导因和前奏是四川保路运动。由于保路运动发生,四川地区发生民变和兵变,清廷调湖北军力前往弹压。湖北兵力空虚,于是革命党乘机起事,遂发生武昌起义。

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这一看法至为重要。

但是很少人知道,保路运动的起因是上海金融市场所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而这场挖空清廷国库财力也重创民间金融力量的金融危机,是共济会控制的国际金融投机家所发动的。

19106月,上海金融市场骤然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将全国卷入恐慌之中。

19107月,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大钱庄同时倒闭,受其牵连,中国金融业两大支柱源丰润和义善源相继倒闭,恐慌波及各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近百年来所罕见,这就是著名的“橡皮股票风潮”,一场由股票投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受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从南到北,破产钱庄和商号不计其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1903年以来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弥漫全国,延续10年之久。

这场金融危机导发的清政府财政危机,迫使清政府采纳盛宣怀的建议决定打铁路财政的主意,欲以修铁路的名义筹集外资,出卖路权。这一举措,严重损害已经投资建立了铁路股份公司的民营资本,因此发生了在四川反响最激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直接催化出191110月的辛亥革命。

兹综合有关资料,略述其始末如次。

 

2、晚清上海金融市场空前飘红

仿佛是为宣统新朝献礼一般,1909年的大清股市一片飘红,牛气冲天。据学人雪耳有关文章提供的数字:

发行面值为100两的麦边旗下的“蓝格志拓殖公司”股票最高竟然被拉抬到1000两以上,以它为代表的橡胶(15370,-15.00,-0.10%)板块,引领大盘一路飙升。这是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年搬迁到外滩一号后,迎来的第一个牛市。 

在洋务运动及军政改革中欣欣向荣的大清国,此时俨然成了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活跃程度与资金进出量远远高于东京、香港,已经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发动机。 

自从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后,股份制和股票这些舶来品,迅速被引进、消化和吸收,并彻底本土化。在第一轮史称“洋务运动”的改革中,尽管没有专门的交易场所,上海的股票交易照样牛劲十足地雄起。面值100两的内资企业股票,在1882年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几乎翻番暴涨:轮船招商局,过200两;长乐铜矿,过220两;开平煤矿,过150两,甚至摸高到237两;鹤峰铜矿,过170两;上海电报局,过200两……在西方财技的引领下,中国人一夜暴富的欲望终于有了个释放的渠道。据资料显示,当时仅矿务企业就筹集了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相当于8~10艘北洋舰队主力军舰的造价。

但炒股发财的梦想刚刚入港,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气势汹汹地在上海口外摆出了入港的架势来,股市立即一泄如注。不少股票跌破面值,股民们不是深度套牢就是割肉清仓。只有少量企业,如机器织布局等,趁低吸纳,倒在熊市中把先前因为内讧和腐败造成的损失弥补了一点回来。 

上海股市沉寂数年后,甲午战争中大清国惨败,要赔偿日本高达2亿两白银,而且付款期限很急,只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贷款订单,西方各国各展所长,激烈争夺。大清国为此发行了大量的公债。

原属犹太金融家共济会的东印度公司旗下的一些英资洋行,如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陆续发行新股,给上海股市注入了生机。在这之前,专门从事证券买卖的洋商们已于1891年建立了一家“上海股份公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证券交易机构。但股票市场这时尚未正规化,起初洋商只是在西商总会内借地交易,有时交易干脆在汇丰银行门前台阶边进行,仿佛股票“大排档”。 

1900年的庚子事变后,中国创下了世界历史的国家赔款最高纪录。为了筹集庚子赔款这笔巨资,清政府多数不得不发行巨额国债。相关的巨大的资金流直接刺激了上海市场的活跃。上海股份公所抓住机遇,于1904年在香港正式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交易的范围除中国政府金币公债外,还涉及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胶股票,后来又增加上海市政府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法租界公董局发行的市政公债。巨额资金的流动,在1908~1909年迎来了上海股市的井喷。 
3、美国汽车新产业拉动上海股市的橡胶投机

正当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正在跑步进入汽车时代,新兴的汽车产业带动全球橡胶业飘红腾飞。盛产橡胶的东南亚(新马泰)成为投资热土,各路资金纷纷前往东南亚跑马圈地。上海证券市场成为融资的首选地,将近1/3的东南亚橡胶企业选择在上海上市,上海第一次感受到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荣耀。 

1909年的橡胶业投资狂潮爆发后,国际券商在上海证券市场吸纳的中国内资资金,多达4000多万两白银,将近大清帝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这些疯狂集资的橡胶公司,大多都是一些皮包公司,只是在遥远的南洋签约买下了一块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没种下去。要维持这个疯狂的游戏,首先要维持人们对橡胶预期收益的高期待,其次还要让人们尝到一点甜头。

这方面,最著名最活跃的投资者是犹太英商麦边洋行,其所成立的橡胶概念公司当年赫赫有名叫“蓝格志拓殖”。这家根本没有实体的皮包公司,却敢于给投资的股民们在空中画一个巨大的红利饼。麦边通过犹太共济会的兄弟们联手做局,串通了一批外资银行共同做庄,玩起了圈钱、套钱的“庞氏骗局”。当年共济会员、犹太冒险家麦边只是带着一个皮包来到上海滩。他的洋行先是从关联的银行悄悄地贷款,声称可以为投资股东们每3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其股票票面价值的12.5%。然后以这样的高利回报来钓鱼,吸引金字塔式的底座游资入套。随后,这些关联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麦边的蓝格志橡胶公司的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这大大增强了蓝格志股票的流动性,于是麦边股价上蹿得无比凶猛。 

当年上海的稗官野史曾说后来的黑道大哥大杜月笙曾经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但是,那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而已,并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真正在推波助澜的,是虞洽卿、黄金荣等洋行买办、租界黑佬和华资钱庄等金融机构。暴利当前,一些华资钱庄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一些钱庄见利忘义,自己干脆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橡胶股票炒作。 

在橡胶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谋下,1909~1910年,大清全国陷进了橡胶股票的亢奋之中。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国有资金,通过钱庄和票号遍布全国的渠道,被吸纳到了上海。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大清国人民终于有机会和世界人民体验一把One world One dream了,尽管梦中写满的只是“投机”二字。 

不做梦的人也有,当时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高风险赌场。一旦泡沫破灭后果非常严重。但是这种话当时是没有人能听进去的。

4、橡胶股崩盘直接引发大清帝国的财政崩盘

自从大清帝国开办股市以来,上海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洗钱麻将桌。无论官办(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变着花样上市融资,变着名目做庄套钱,根本没有任何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无非成了作为赌具的筹码而已。 

当时上海商报报端上曾经有一篇题为《购买股份亦宜自慎说》的文章指出,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作者担忧,这和西方的股票市场及股份制差别太大了。 

但是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而同样的,在上海这一由洋人管理的证券市场中,虽没有了官利,但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们更是忘乎所以了。 

牛奔总有停下来的时候。1910年年中,伦敦股市暴跌。外资银行及券商在上海高位甩抛股票抽取资金回流本国。上海橡胶股票随之发生全线崩溃,其惨烈远超过1883年的伦敦崩盘。精明的老外们早就洗脚上岸了,还泡在深水区梦游的几乎都是中国股民。那些贷款给投机者并自己也大肆炒作的钱庄,也随即倒闭。钱庄还挪用了大量存放于此的国有资金,这甚至导致应按时向列强支付的庚子赔款都出现问题,引发摄政王载沣雷霆大怒。在一连串亡羊补牢的处罚行动后,更多与官场过从甚密的钱庄也倒下来,风波便在大半个中国蔓延。 

短命的大清宣统朝三岁而终,金融市场的失控是很重要的内因。上海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激化了中国商办铁路的困境和政府利用出让铁路路权套取外资的决心。为此,必须把路权从已经集股入资的国内商人手中低价收回。

于是,爆发了争夺铁路修建权和收益权的保路运动。而最终导致庞大的大清帝国,最终在铁路问题上出轨倾覆。

[以上资料参看雪耳文“牛背上的大清”。]
5、共济会员麦边命名的“麦边大楼”仍然屹立在上海外滩上

但是吊诡的是,1913年,在证交所旧地外滩一号,拔地而起一座宏伟的大厦,其主人就是那位用橡胶把大清架上了“牛”背的乔治·麦边,麦边洋行及蓝格志公司的老板。在乔治·麦边的档案资料中,无论中英文,都似乎把百年前这段叱咤股市的历史抹得干干净净。而这座当年叫做麦边大楼的建筑物,至今还是上海外滩的地标之一,傲然屹立在黄浦江畔。

 

亚细亚大楼(外滩)(Asia Building)位于上海外滩1号,建于1913年-1916年。

这里在开埠初期是英资兆丰洋行的产业,后来转让给美资旗昌洋行,1891年旗昌停业,转归轮船招商局,不久又归属英资麦边洋行。1913年,麦边洋行拆去旧屋,投资建造了这座7层大楼,1916年建成,因此最初名称为麦边大楼(McBain Building)。建筑面积11984平方米。设计者是英资马海洋行。建筑风格整体上属于新古典主义式样,立面构图规整,正面有爱奥尼柱式的4根石柱,但在入口处设计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

 

英国壳牌公司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长期租用这幢大楼的底层,因此该楼也称为亚细亚大楼。这里也是亚细亚火油公司华北公司(经营两广、福建以外中国各省以及朝鲜的石油业务)的总部。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上海的业务结束于1966年。但在1950年这幢大楼已被政府接管。后来,冶金设计院等单位入驻该楼。在1996年的外滩房屋置换中,这幢大楼成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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